另一方面，《党组条例》规定了国企党组决策前置，没有规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其他单位党组决策前置，不是立规者的有意沉默。

《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首次介绍了特区立法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法制工作委员会具体承担对两个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备案审查工作职责，并建立了征询香港、澳门两个基本法委员会意见的工作机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制定监察法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宪法法律职责所需要的职权。

2018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工作的同时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充分说明了立法和宪法实施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条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条的规定，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宪法全面实施之间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根据该决定，国务院于1993年9月4日发布《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对收容教育作出了具体规定。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与其他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启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建设

二战后的行政法学就是以批判这种公定力观念为出发点。[64] 当然，像上文这样，将撤销诉讼诉讼标的上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为、措施还是作为规律来理解，是与形式层面（深度）问题有关但可以区分的问题。第二，1979年之后对于一般监督体制的总体放弃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检察机关实际工作重点的选择，然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于检察院（刑事诉讼以外的）诉讼监督权的明确授予，又对法律监督机关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稍许充实，可是，这究竟是宪法规范对于检察院职权的支撑，还是诉讼法反向定义了宪法，令人困惑。

在该次修改中，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的定位是检察系统着力申明的原则。以法定方式实行监督、以确保法制权威，是否必然导致设立唯一、排他的监督机关，答案则是否定的。但是，检察制度无疑要翻开新的篇章了。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 进入专题： 人民检察院 。

在立法供给上，有超出检察法制的其他法规范。有人认为，一般监督应备而少用，备而待用，仅在发生分裂国家政权等重大案件时，由检察机关行使一般监督的职权。

1954年《宪法》81条也用一般性的语言作了类似规定。[44]八二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在文本结构上提前，作为第二章，这与1954年宪法不同。杜强强：《议行合一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载《法学家》2019年第1期，第2页。同前注[12]，王桂五文，第189-190页。

[31]第三，明确承认检察院的性质为法律监督机关，主要体现了拨乱反正的宣示意义，主要是对1957年开始的对公权力之法律监督制度的全盘政治打压的否定——这主要是面向过去的翻案，而少有面向未来的规定性。[79] 其实，对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监督，本是一般监督理念的核心部分。一方面，在八二修宪的前一阶段，关于国家机构的讨论非常开放，连彭真同志也提出过要不要保留检察机关的议题供大家讨论，可见机构重建与立法层面的宣示性机构定性并没有终止有关检察院是存是废的讨论。[80]胡卫列、兰楠、刘小艳：《中国特色民事行政检察的制度实践与理论探索：民事行政检察30周年综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67页。

[5]洪浩教授认为，我国从宪法的高度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而实质上检察机关只从传统公诉权实施方面履行其国家职能。第4条列举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得行使的具体职权，但转而采取了实行监督（第4条第1-5项）而非实行检察的措辞。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反右斗争中，法律界成为重灾区。

[53]但构成的任务不是仅由宪法典一次性地完成，而是由宪法与若干组织法共同完成的。[41]同前注[1]，姚岳绒文，第198页。1985年开始，检察院开始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开启了经济检察时期。就检察系统而言，主张做一般监督工作的意见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批判，主张做一般监督工作的干部被当作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关于一般监督的争论从概念歧义、制度选择的问题，演变为政治批判。那一年7月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1979检察院组织法）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与此同时，报告中也有2处采用了检察监督这样的用语。

[13]此处的语用值得特别留意，似乎在当年的语用习惯上，不严格区分检察与检查。[63]同前注[24]，孙谦书，第337页。

作者简介：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62]或称司法监督，对此1979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4项有单独的、明确的规定，1954年《组织法》第4条第4项、第14条第1款有类似规定。

政权架构或宪政理念中确实需要对既有法律的实施、贯彻落实情况的监控。[65]一般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分别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机关去处理。

姚岳绒认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入法是因为彭真同志同意对于检察机关的这种定性、并且在修法过程中坚持了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这实际上忽视了彭真同志婉转表达出的真实意见。[50]秦前红：《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第64页。林彦教授明确指出，立法本身就是在我国发展宪法的重要方式。1954检察院组织法第一章为总则，共7条，概括地确认了检察院的设置、内部组成、职权类型、工作方式和问责方式等内容。

[27]同前注[16]，《彭真传》（第四卷），第1320-1321页。[48]有学者表述为权力的合理分工。

另一方面，修宪工作的后一阶段决定以1954年宪法作为该次修改工作的基础文本之后，此前相对开放活泼的讨论局面迅速收缩，明确了可改可不改的则不改的工作思路，检察机关也借此顺利过渡至新宪制。同前注[8]，田夫文，第84页。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其剥离出去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并没有完全演变为法外权力，而将在以《监察法》为主干的监察法律法规体系中进行新的设置、配置。至于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使之更加明确和集中的说辞，只是在文字上缓和了组织法偏离宪法之冲击感而已。

[93]以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出台为标志，人大监督在制度层面有了实质进展和系统建构。另一方面，该法第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似乎以检察权概括了第20条所列举的各项不同权力（包括某些分句中的实行监督），令人难以把握法律监督权——假定可以这样表述——与检察权之间的关系。[45]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6-117页。[15]同前注[12]，王桂五文，第190-191页。

如果认为检察院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是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类型之一，[67]那么，公安机关是不是也可以被认为行使了同样属性的权力？公安机关算不算——在监督普通公民是否违反刑法这一意义上的——另一个法律监督机关？[68]当然，不管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权之间在概念种属关系上如何厘定，1979至1982年所开创的新体制中，侦查权的确在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之间进行了分配——必须强调的是，这不是单一刑事司法程序中工作程序上的衔接关系，[69]也就谈不上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原则（《宪法》140条）的适用。关于最高检的职权，该法第3条采取了列举检察权行使对象的立法例——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

[9]张军在2019年3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同前注[16]，《彭真传》（第二卷），第875页。

万毅：《法律监督的内涵》，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1期，第39页。[10]同前注[5]，王志坤文，第26页。